李小均译版。

序言

本书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，大多都是回应某个特定时刻：一本书的出版、一部戏剧或歌剧的上演、一起政治事件的发生。但这些文章都有个根本主题——关乎语言的生命，关乎我们社会文化中语词的神秘能量。

18世纪末期，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，酷刑即将终结，意识形态的屠杀即将灭迹。然而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，却成了贝尔森（Belsen）集中营的幕景。

许多一度活跃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人才现在转向了语言学。文学和语言学密切相连，这早已为诗人所知。雅各布森（Roman Jakobson）认为，“隐藏于语言形态和句法结构（简单点说，即语法的诗歌）与文学作品（即诗歌的语法）中的诗学资源，不大为批评家所知，大多为语言学家所忽视，但却被有创造力的作家熟练掌握。”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。

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（这种惊奇习惯性地在文学批评和学院派文学研究中缺失），语言哲学将回到这个事实：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；只有依靠语言，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。正是语言，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、从不可言说之物、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。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，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，大声而绝望的沉默，带着词语的记忆。

人文素养（1963）

两百年前，伏尔泰宣布过政治暴行已经终结；两百年后，蹂躏再次变成政治行为中的准则。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难以钳制极权主义；相反，有许多著名例子表明，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。